創建與改建

• 研究台灣南部寺院以考證精細聞名的學者盧嘉興，指出明永曆19年(1665)之後，逃難文人沈光文所建的潛心靜修精舍－普陀幻住庵，也就是後來的超峰寺，而沈光文就是開基的紹光禪師。

• 民國74年出版的阿蓮鄉志，發現明永曆34年(1680)沈光文逃禪經過與紹光禪師有相當程度的吻合之處，一是兩人同是明末遺臣，皆因不願降清才逃禪入山，二是紹光禪師與沈光文逃禪時的法號超光，字形與發音相近，疑是後人誤傳。

• 透過史料與論述可推論超峰寺的前身為超峰石觀音亭，奉祀觀音佛祖，在乾隆6年(1741)之前由僧人紹光募緣興建，乾隆28年(1763)擔任台灣知府的蔣允焄，至大崗山附近巡視防務兼遊玩，同時到超峰石觀音亭附近禮佛，見該亭簡陋破敗，於是捐錢整修，並賜名超峰寺。

寺院重建與發展

• 由於這是超峰石觀音亭改建為超峰寺的重大轉型，因此蔣允焄被視為超峰寺的建立者，今日超峰寺功德堂仍供奉蔣允焄牌位，寺中更長期流傳蔣允焄飛瓦建寺的一段佛門善緣與山中佳話。

• 至於永曆19至34年(1665-1680)由沈光文所建的普陀幻住庵，可能就是日後的超峰寺，法號超光的沈光文也可能是開山僧侶紹光，清康熙27年(1688)沈光文逝世後，後人於清雍正年間重築草茅，乾隆6至12年(1741-1747)已出現超峰石觀音亭名稱，乾隆28年(1763)台灣知府蔣允焄再以磚瓦重建並取名超峰寺。根據曾景來日治昭和13年(1938)大崗山と超峰寺一文說法，超峰寺第一代住持為紹光禪師，第二代為端純，第三代為省輝，以下不明。

• 清道光5年(1825)超峰寺修建，道光12年(1832)張丙作戰，鳳山的許成起兵響應，當時超峰寺僧林和尚也趁機附和，由於此次戰事影響，超峰寺頗有受損。清光緒6年(1880)李建成募款重修，由現存光緒年間的木聯、石聯及匾額，反映重修後的超峰寺香火興旺，陸續獲得士紳與商號贈匾題詞。

• 其時永定法師協助玄精法師重修開元寺大殿工程，工畢往來大崗山，整理超峰寺。

• 明治41年(1908)永定法師將戶籍由開元寺遷到超峰寺，開始以超峰寺為發展中心，企圖建設超峰寺為禪宗叢林，和導師義敏法師合力開創日治時期台灣佛教四大法派之ㄧ的「大崗山派」。

• 是年募款重修觀音殿，考量尼眾無適合清修場所，於是在山南綠林幽處購地，創建龍湖庵，要開會尼師築茅為庵，作為日後尼眾靜修處所，永定法師為龍湖庵開山住持兼管理人。

• 大正13年(1924)建三寶佛塔-普同、報恩、蓮花三座佛塔，為僧尼納骨塔。

• 昭和12年(1937)每年全台到大崗山超峰寺朝拜觀音的香客，已達六萬人之多，可謂香火鼎盛。

戰時與寺院遷移

• 昭和16年(1941)太平洋戰爭爆發，二年後大崗山被日本政府列為軍事重地，山上寺院被要求於昭和18年(1943)9月前遷移，昭和17年(1942)8月1日大崗山六大寺院因為遷移案上遞陳請書，當時協議超峰寺、蓮峰寺、龍湖庵、淨蓮堂四所寺院合併為大超峰寺。

近代發展

• 民國51年農曆8月與10月三寶佛殿與法堂陸續落成，同年開參法師為紀念永定法師圓寂廿週年，特別舉辦超峰寺第一次三壇大戒傳戒活動，當時求戒戒子多達500多位，創下民國41年以來傳戒活動參加人數最多的記錄，盛況空前。

• 鑒於法務繁忙，原有殿堂不敷使用，在保存古蹟莊嚴風貌原則下，著手整建超峰寺。經歷十年辛苦規劃，寺貌煥然一新，先後完成十大閻王殿、西方三聖蓮池海會、牌樓、大悲樓、寮房、證菩提道－釋迦如來應化事迹…等建築。

• 除定期於超峰寺舉辦敬老活動外，民國76年5月1日創立觀音慈善會，推動救助貧困、冬令救濟、疾病醫療、急難救助、義診施藥等五大會務。民國77年暑假開始，舉辦兒童佛學夏令營活動，同年為了擴大弘法基業，6月親自破土，民國78年動工將超峰寺後老舊三寶殿拆除重建，民國79年12月5日舉行西方三聖寶殿落成典禮。

住持與傳承

• 民國89年設立觀音佛學圖書館，民國90年成立超峰歷史文物室。超峰寺經過法智法師20餘年大刀闊斧莊嚴道場，奠定中興根基。民國92年7月28日（農曆6月29日）深夜，法智法師安詳圓寂於超峰寺般若講座，生前立下遺囑，指派天池法師接任重興第六任住持，天池法師歷經近四年磨練，通過各方嚴峻考驗，超峰寺於民國96年6月9日為其舉行方丈陞座大典。天池法師接任住持後，除致力維護寺院團隊精神的優良傳統外，並運用現代電腦科技改革寺務和弘法，帶領大崗山法派進行「培育僧才」和「道場年輕化」的改造。

雍正年間，紹光禪師結茅成庵在大崗山上修行，為超峰寺前身。

1763年（清乾隆28年），台灣知府蔣允焄（ㄒㄩㄣ）利用「飛瓦術」建「超峰寺」而有「飛瓦絕技」的傳說。

乾隆29年，兩位台灣富豪為葬已故親人，分別請人看風水，巧合的同時選中現今大崗山超峰寺同一地點。甲富豪放一銅錢作標，乙富豪插一細針作記，後來卻在出葬日鬧雙包開始互爭。

當時兩富豪各自出示先前標記，卻發現針正好插在古錢的方孔中，並無法證實誰先孰後，後來報官裁奪，在當時知府蔣允焄到現場踏勘後，發現所爭是塊龍地，作為墓葬甚為可惜，便決定蓋佛寺，以嘉惠大眾。

由於山路遙遠，取瓦不便，於是告知民眾，某日知府將表演「飛瓦術」，請民眾攜帶一塊磚瓦上山作為入場費，民眾相邀上山後發現並沒有「飛瓦術」表演，在獲知並體諒知府建寺的善意欺騙後，此舉反成為佳話，流傳至今。

※參考出處

高雄縣鄉土教育服務網網址:http://content.ks.edu.tw/33k/001_dagang/kiso/da-014.html